四面楚歌之东亚篇 东亚模式之大结局

youfangseng

之一
要谈东亚，尤其是东北亚，和其引起世界人民羡慕的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大发展，就要首先从日本谈起。
日本自从明治维新开始，其国家战略，一言而蔽之，就是如何追赶上西方大国，并成为被承认的一员。而这个目标，可以说，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大概实现了，但自从这个目标达到之后，日本社会的发展陷入了一个长期的停滞。
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日本经济的金融泡沫在1989年开爆之后，日本经济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被称为失去的20年。而从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导致的欧洲和美国的消费市场萎缩，对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主要工业，汽车和消费者电器，出现经营困难，连世界最牛的企业丰田公司，都头一次出现亏损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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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日本经济增长
因此在日本现在的这个状况下，情况自然是继续恶化。经济增长可能会出现萎缩，工业产出因为制造业受到打击，会下降比较大，而在危机前，已经达到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高点的失业率，自然会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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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日本历史失业率

其实看一看日本的经济奇迹时间，经济增长在1960年代平均是10%，1970年代平均是5%，1980年代平均是4%。把这个和中国这30年比较，还是有些不同，就是中国大概30年，都是以日本1960年代的十年速度增长。这个说明中国之前的基础，自然比日本要差，但由于人口、国土和整个国家的总体规模，比较大，因此未来增长的空间自然就要大得太多。
日本国家发展出现困境，一个主要原因是其经济模式的出口导向，是以日本强大的制造业为基础，但是自身的消费市场不足以消化，而必须依赖于大量的出口到国际市场来拉动经济发展。这个模式在60-70年代，通过出口企业的超大规模集成化，国内的高储蓄和高投资率，以及高素质的技术劳工等等因素下，达到了顶点。
而因为日本出口工业竞争力的强劲和出口贸易的大幅顺差，导致了国际上对日元升值的呼声越发高涨。首先是1971年，当美国的尼克松政府决定美元和黄金脱钩，结束了布莱顿森林协定，要求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尤其是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在当年年底签署的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中，日元从1949年固定汇率在1美元兑360日元超过20年的价格，升值15%到1美元兑308日元。
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同时因为固定汇率操作的难度，日本在1973年答应开始了央行干预笼子下的有限浮动汇率。由于考虑到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日本需要干预来保证日元不能上升太快，而在政治上，日本又因为没有什么筹码，不太敢于和美国叫板，因此开始时，日元还是升值较快，到了271高点。
这段经历，和中国在2005年放弃人民币和美国固定汇率，而转向央行干预的有限浮动非常相似。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受到的压力，考虑到中国仍然要反驳的底气，那是日本没有的。
但是日本得到的外部因素的“帮助”，就是1973年开始的中东石油第一次危机。因此阿拉伯国家对西方进行石油禁运，导致油价大幅高涨，把日元推低到300左右。不过因为日本出口企业的结构调整，大量吸收、购买和模仿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又把自己产品的竞争力提高了上来，导致贸易顺差又起来了，当然又被美国一顿大骂，日元只好再度大幅升值，居然在1979年，升到了200一下。
不过中东人又来救命了。那就是1979年发生的伊朗革命导致了第二次中东石油危机，就又把日元汇率给打下来了。从1980年代开始，日本基本消化了购买的西方先进技术，通过自己的投资研发，导致了日本在半导体和消费电子产品上的崛起，又把出口贸易搞大了。
但是这一次日元却没有狂升，在于美国开始的里根新经济政策，放松对资金进入美国的管制，在加上日本的利率低，而美国就在利用高利率来应付高通胀，就导致了日本企业到美国投资增加，从而稳定了日元汇率。
但这个局面在1985年的广场协定下改变了，日元在政府干预下，上升了50%。而由于日元升值带来的金融业蓬勃发展，使本来国内就开始恶化的投资回报率继续下降，大量在2-4%基本利率下的热钱，一方面在美国横扫各类地产，引发美国人的愤怒，一方面在日本开始1985年开始的房地产和股市泡沫。
当然如果仔细探讨一下，日本在经济起飞的年代，通过高储蓄率的大量贷款，在造成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已经出现回报率降低的局面。相对于日本出口大企业的高效，日本的中小企业的经营其实不是太好。在这一轮的热钱冲击下，日本银行体系和企业的坏帐大幅集聚，在高涨的股市和房市下，还可以掩盖，可是等到1989年泡沫爆破后，这个问题就拖累了日本的下一个20年。
如果说，日本人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那也不正确。日本人确实试图摆脱对出口的依赖过大，而希望开拓自己的内需市场。因为日元的上升，日本的进口确实也增加了。不过这些内需很多最后就以高涨的房市和股市代表了，是日本没有成功的解决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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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日元对美元的历史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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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卸载了360软件后，竟然不能编辑帖子了。郁闷！
四面楚歌系列转载自新浪博客“井底望天”，该系列即将出版，书名《大国游戏》。

    估计大家看到日本在1985年的情形，就有点如坐针毡，觉得比较类似中国现在的情况了。
    那么为啥日本自己的内需市场无法解决这个困境？
    其实要扩大内需，首先是要你的人民，尤其是中下层人民有钱花才行。而要让人民有钱花，你就必须把他们的工资提高。
    日本这个国家，有个很奇怪的经济现象，就是它的大型企业，特别是制造业效率非常高，但是它的中小型企业，尤其是非制造行业的服务业等等，大多是劳动密集型，效率特别低。因为生产效率没法提高，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就一直高不上去。而这些企业，确实缺乏像美国那样的经营灵活性，以及缺乏在金融资源上的合理配置和调节，导致了这些服务行业是一潭死水，没有多少生机。
    由这些服务业雇用的人士占日本总就业的80%，就变成了影响内需市场增长的一大因素。
    另一个因素，就是当日本人通过出口顺差获得的大量资金，和银行低息利率带来的贷款宽松，导致了1980年代，日本城市土地和房地产价格飞速上涨，使许多日本人都加入到了这个房地产大游戏里面去了。
    大家也知道，房屋供款负担重，还有就是日本的人口密布带来的居住面积拥挤（于香港及其相似），和美国人的大房子不一样，许多的耐用消费品等等，需要量本来就小很多。比如说俺在美国的房子里，每个房间的椅子加在一起，在日本或者香港，大概整个房子都摆不下。这样就变成其他的消费，被房价给压抑了。
    而在1989年，金融市场一崩溃，很多人就成了负资产。还有更多人的终身积蓄就打了水泡。这种情形下，大家如何花得出去钱呢。
    大家经常听到日本的高储蓄率，其实日本的储蓄率在1960年代末期达到高峰25%，然后在1970-1990年代，在10-15%中间徘徊，然后下降到5%左右。
    最后就是在1980年代，日本的人口增长开始放缓，人口开始老化，由于生育率不高，日本人口已经无法增长，在2004年到了1亿2千8百万的顶，并随后出现了负增长。据估计，日本在2055年，人口将下降到9千万。而日本就业年龄人口和老年人比例，从1975年的8比1，到2005年的3比1（估计2055年是1.3比1），都是对内需增长的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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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日本人口开始下降

    那么日本社会是不是有美国这样的收入极度不平均，导致的内需不足呢？这个倒不是。
    在1886-1938年日本第一次经济奇迹时候，社会财富极度不公平很严重，1%的最顶层占据了20%的全国财富（0.1%占有9%全国财富）。而因为社会不公导致的国内矛盾，再加上对海外，尤其是中国市场的渴望，希望通过军事力量，赶走西方强权，让日本工业独霸亚洲市场，导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争。
    日本在战争中，由于战争总动员导致的经济和税收变化，以及战争期间的高通胀和大破坏，客观地将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解决，导致了1%的最高层人群，在全国财富的占有量下降到了7%（0.1%人群下降到2%）。
    有趣的是，这个情况不光是日本，在其他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法国，都发生了类似情况。就是当资本家占主导地位的高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年代，财富分配都是极度不平均。但这种不平均就导致了要么经济大衰退，要么就是战争，这两种社会动荡，而将财富分配重新调整。
    以欧美为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0.1%富人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大概占有全国财富的10%左右，就在一次大战中，把比例给打下来了。然后战后的1920年代，又慢慢的涨了上去。然后在1929年大萧条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又给打了下来，大概都是2%全国财富左右。
    日本的财阀，就没有受到发生在欧洲和经济影响波及到北美的一次大战的影响，也没有受到大萧条的冲击，但就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使国内的收入公平问题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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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世界几大工业国财富集中历史资料 （资料来源：日本收入不平均的历史和横向比较，森口千晶，美国西北大学）
    更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的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最富有人群在国家财富的比重，都是大致在这个水平。只是在开始盎格鲁-萨克森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美国和英国，在1980年代后，收入不公平开始增大，美国0.1%财阀的比重，在2005年开始回到了1929年大萧条前的水平。英国就稍微好一点，回到5%水平。而没有走这条路的法国和日本，就仍然处于2%水平。
    而同样的盎格鲁-萨克森国家，比如说加拿大，和英国水平相仿，而澳洲就稍微低一点，在3%水平。与日本相比，北欧的一些国家，如荷兰、瑞典等等，就比日本还要公平一些。
    这个似乎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是一个警讯。就是说当中国在高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有效调整政府政策，让收入分配更加公平，那么就不得不面对，由于低中阶层人民，收入不高，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要么发生经济大衰退，或者引发内部战争这样的社会动荡局面。
    虽然俺没有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更替历史的具体经济数据，不过大家都知道因为土地被地方豪强大肆兼并，而导致无地农民大量增加从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从一次又一次末代王朝的农民起义里，可以看出端倪。美国这一次的经济危机，也同样和现在穷人越穷，导致消费乏力的局面大有关联。中国要搞和谐社会，在收入上不和谐，那就是基本不可能达到。
    日本在1990年后，就是经济大泡沫慢慢开爆，日本政府大规模举债，拯救经济和金融体系，整个经济基本上陷于停顿。后来想学习美国，进行改革，开始了2000年代以小泉纯一郎代表的日本新保守派的改革政策。其中一条改革，就是打破企业大锅饭，导致了合同用工和外包工的大量出现，让这些没有太多福利的临时工，占了总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个政策没有增加日本企业的活力，就反而降低了人们的工资收入，当然最后就没有达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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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泉在2001年4月上台之后，本来号称是要改革来解决日本的经济低迷问题。
    他的改革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就是继续90年代后的日本金融系统的修复工作，解决银行的坏帐问题。第二个就是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希望整合自民党内部，将自民党的主要票源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而减低政府对农村为基地的大型建筑集团进行财政补贴。
    第三个，也是主要争议的经济政策，就是日本邮政公社私有化。日本的邮政公社本来是政府企业，向人民提供邮件包裹服务，尤其是对农村人口，提供保险和银行服务。作为日本政府最大的企业，大概三分之一的日本公务员（超过40万人）在这里工作。这个邮政公社也可以说是全球最大的私人存款银行，大概是2万1千亿美元的在储蓄账户里，1万2千亿美元在保险账户里，占了全日本的四分之一的存款。而且日本邮政还拥有140万亿日元，就是说五分之一的日本国债。
    虽然小泉打的旗号，是通过私有化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问题，提供效率，不过反对者怀疑，小泉的真正目的在于打破这个全日本最大的储蓄基金的保守投资管理方式，希望将里面的钱赶一部分进日本股市，来创造业绩。而美国各大金融机构，也对这块比日本所有私营金融机构的总存款额加起来还要多的大肥肉，自然垂涎欲滴，引起了美国整个政界对小泉政府的支持。
    在这些方面，小泉政府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因为他在外交和政治上的改变，包括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强调日本自卫队出海外参加军事行动，还有参拜靖国神社，导致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关系恶化。这些行为恰恰和日本在经济上，希望依赖亚洲周边国家，来带动日本经济走出困境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小泉呆了5年就下台了，而今天日本民主党就开始要声讨小泉和布什对日本社会的损害。
    在日本社会里，出现了两个现象。一个就是飞特族（Freeter，自由身人士）的出现。飞特族在日本指的是年龄在35岁以下，但只有半工或者失业人士。这个族群不包括家务人士和学生，其特点主要是高中或者大学毕业后，不是去找份全职工作做，而是赖在父母家里，随便做些低技能和低收入工作，反正吃老爸老的，随随便便赚点零花钱。
    这一族人在日本增加的很快，2002年数据是2百万，占日本总就业人数的3%，而预计到2014，这个人群会增加到1千万，占大概六分之一。这个人群的增长，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担忧，会对日本的未来产生不利的影响。
    那么这些人做的都是些什么工作呢？大概就是服务业中的便利店、超级市场、餐馆和快餐店之类。这些工作要求的技术低，人工低，很多工作没有医疗保险和退休基金。当这些飞特族到了30多岁时候，基本上不可能再找到一份全职的专业工作，当然更没有财力组织家庭。
    这里面有些人是比较反感日本文化里面那种阶级等级森严，年轻人工作环境充满压抑，希望能够年轻时候自由享乐，而不愿过早加入职业丛林搏杀。但更多的人却是因为日本就业环境在1990年后，非常不理想，没有其他选择。
    日本人居住条件恶劣，使一个住房单位里，很难出现两个独立家庭，所以和父母同住的年龄大了，是没办法结婚组织家庭。当这一代人成长到中年的时候，对日本社会将会带来一个较大的冲击。
    日本出现的另一个现象，就是日本人，尤其是家庭主妇，把日本中央银行零利率宽松货币政策下，出现的低价信用贷款，用套利交易的方式，转换成外币收取利息。其实在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下，银行本身坏帐太多，而且还要继续扔钱去挺住那些“大到不能垮”的僵尸大企业。而中小企业本来就依赖于消费者的需求，这一块低迷，使他们本来就很难拿到贷款的情况，就更恶化。
    这个导致了日本对海外投资的金额变得非常庞大，是这几年世界资金到处泛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些本来应该用于刺激日本内需增长的钱，就完全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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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日元对外投资猛涨
    今天如果有人在日本谈“内需”二字，大家都会用很怪的眼神看着你。可是出口已经明显不是一个方向，日本的打破困境之路到底在哪里？
    这里就要谈到一个新的概念—“准内需”。什么叫做准内需？就是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内需，但就是新条件下的内需。其实说穿了，就是在日本身边那个庞大的中国市场，不能当作传统意义的外国出口市场，而需要把中国和日本整合成一个相当于内部市场的“准”内需市场。
    在欧洲，这个市场就加做欧洲共同体或者是欧盟，那么在日本人的想法里，就是要有一个东亚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往小里说，就是东北亚，包括中国、南北韩、俄罗斯远东和日本。往中里说，就是在包括东南亚的东盟十国，甚至在南边的澳洲和新西兰。
    当然如果往大里说，就是把东亚共同体扩展到亚洲共同体，就包括印度等一系列南亚国家，再加上中亚和西亚。
    但这个东亚共同体的出现，其中的主要关键，在于中日关系。就算是不用提到在历史上，日本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侵略战争造成的破坏，和后来的日本精英阶层缺乏深刻反省和忏悔，导致中日关系一直坎坷不平。即使没有这些历史问题的障碍，日本仍然在如何决定中日关系在东亚共同体中的作用，一直定位不清。
    而这个思维标志了日本人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长期想脱亚入欧，做荣誉白人的行为划上了句号。以后日本的流行漫画中的日本人形象的金头发和蓝眼睛，也得乖乖回到黑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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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在80年代，经济国力如日中天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在亚洲扮演当然的领导者的角色。
    当时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经济实力非常薄弱，而当时日本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叫做雁行模式。
    这个模式，是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930年代提出，不过在1960年后获得了广泛的影响。这个模式的基本想法，是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主要市场的出口导向的亚洲经济区，内部的产业分工布局。这个布局，就是要保持日本在亚洲区的经济中心地位，利用技术能力的等级差异，由日本担任亚洲经济起飞的领头雁，然后后面第二梯队，跟着亚洲新兴起的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第三梯队是东南亚里面的发展比较快的四小虎国家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然后最后跟尾巴的就是其他如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等。当然当时以中国的“落后”，自然只可以排在最后一行了。
    这个模式后来在1980年的时候，考虑就是把中国排斥在这个模式之外了。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已经加入了美国的反苏同盟，开始开放改革，要溶入西方的经济体系。
    结果在80年代的发展情况，就是主要来自于四小龙中间的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开始向中国的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深圳转移，而不是去日本设计的本来应该去东南亚四小虎的国家，将中国的珠江三角洲一下带到了第三梯队。而在19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萧条，领导能力大受怀疑，而中国的东南沿海和长江三角洲加入竞争，不光成为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技术转移地方，并吸引了日本、美国和欧洲的企业。
    当中国成为东南亚四小虎的主要竞争者之后，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在1997年的爆发，中国彻底取代了东南亚的竞争者，将日本人讲究等级森严的雁行模式彻底打破，出现了一个万佛朝宗的模式，就是中国成为亚洲地区出口经济的产业集散地，负责向西方国家的市场直接出口，而其他东亚国家，不管你的技术是高，还是低，只要找到自己的位置，你送你的原料过来，他送他的半成品过来，在这里集成，然后装箱出海。
    不过日本在2000年初的时候，对自己的经济地位还是有一些幻想，那就是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差不多是日本的四分之一。大多数日本人没有估计到不到10年，中国经济规模就会超过日本。而随着日本经济的困境，和中国经济继续7-8%的增长，那么到2020年，中国经济就比日本要大很多，日本在亚洲经济领导者的地位，肯定就没有了。
    所以现在日本考虑什么东亚地区的领导地位，在明眼人看来，是可笑的。日本现在需要的其实是救亡运动，是如何通过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为日本陷入困境的经济发展找到出路。并通过这个合作，让日本人重新做回亚洲人，在政治外交上，不在简单地只是美国全球，特别是亚洲政策的附庸，而开始为亚洲和自己的利益开始思考。
    所以在日本关于新的东亚共同体的设计中，肯定会抛弃那种雁行模式中对日本垄断的独立地位，狂妄自大的自我肯定，而希望有一种新的模式来整合东亚共同市场。
    如果东亚共同体可以做成功，日本就可以将“国内”市场一下扩展很大，就像欧盟的德国一样，享受到市场内部的优先权益，可以让日本的“内需”出现，并为日本资金提供优先的“国内”市场。
    但这个市场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界定的中日关系。界定中日关系做得成功，那么只是做中日共同市场，甚至不需要其他国家，都可以达到目的。而这个关系弄不好，那么什么经济整合都是空话，日本人的命运，就只有等死而已。
    一谈到东亚共同体，人们就会很容易想起一个臭名昭著的名词，叫做“大东亚共荣圈”。
大东亚共荣圈这个概念，是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首创，表达了日本人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想成为亚洲盟主的野心。本来如果日本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富国强兵，以自己的能力，可以成立一个东亚同盟，将西方侵略势力赶出亚洲，或者只是把西方国家逼到必须和东方人，平等地打交道，那么其他国家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别人也不在乎你做个亚洲的武林盟主。
    可是日本以天皇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们，想的确实如何利用武力，建立起一个大日本帝国，通过对亚洲邻国进行殖民，或者树立傀儡政府的方法，搞一个东亚的大英帝国，把帝国里面的非日本本土，搞成原材料和产品倾销市场。然后在金融上形成一个日元圈，来和英美势力对抗。
    因此这个所谓共荣，只不过日本人自己荣而已，对其他国家人民带来的确实苦难。
    不过否认的是，日本军队在东南亚一些地方的军事行动，在早期确实得到了那些国家要求民族独立，从西方殖民国家统治下的当地人民的配合。比如说在缅甸、马来西亚和印尼等等，让当地人看到了西方殖民力量，尤其是大英帝国和法国的色厉内荏，是可以被击败的。这些都在客观上，导致了当地独立武装的壮大。
    因此在1943年11月5-6日在东京开的大东亚会议，不光是中国的汉奸代表伪中国的汪精卫和伪满洲国的张景惠，流亡印度政府首脑波色、缅甸首脑巴莫、菲律宾总统劳莱尔，和泰国王子瓦泰雅共等等，都来为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捧场。
    但是在后来，这些东南亚当地人民很快就发现了东北亚人民早就知道的事实，那就是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用来打击西方殖民国家的一个宣传口号，日本考虑的只是如何保护和开拓自我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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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日本军国主义在伪满洲国的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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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日本一开始的主要战略，就是如何从英美殖民帝国手中，抢夺中国市场。
    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打败了清朝后，通过《马关条约》占据了朝鲜和台湾。然后在东北日俄战争中，打败俄国，并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扶持了伪满州国。之后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并在中国汉奸们的帮助下，成功倡导了华北自治，在中国北方的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山东、北京和天津，纳入日本势力圈。但日本人在争夺中国市场的时候，因为军队杀入了美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的长江南部，导致了和美国翻脸的太平洋战争。
    当然随着日本人在广岛和长崎挨了2颗原子弹而向同盟国投降之后，这个名不符实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成了黄粱一梦而烟消云散了。
    那么今天俺们回过头来假设一下，如果当年日本不是由军国主义分子把持，而是真诚的相信，亚洲尤其是东亚，应该是“亚洲人的亚洲”，从而真正的把西方殖民势力打出局，那么这个东亚共荣是不是有可能做到？
    就是说如果大东亚共荣圈，不是大日本帝国的马甲，而是用经济整合的方式，不是通过日本皇军的刺刀，而是通过投资、贸易、共同市场或者共同货币，就是现在欧盟玩的那一把，是不是可以试一下？
    现在日本有些政治势力，一面忙着参拜供奉着11个军国主义战犯的靖国神社，非常明显的表明了，那些亡灵本来就是为你日本大和民族的自身利益，出去杀人放火，与东亚其他国家人民的“共荣”毫无关联，一面又要来信誓旦旦，说你现在可以在东亚共同体里担任领导角色，为其他东亚人民的再次“共荣”谋福利？太笑话了吧！
    而且当年好歹日本还可以在东南亚国家，帮人家当地人推翻一下西方殖民政权，可是今天日本的整个国家外交政策，是建立在美国军事保护的美日安保协定下面，就是说你整个日本的政治外交经济政策都没有独立的本钱，必须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你还有什么资格领导东亚人民的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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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日本军国主义刺刀下的“大东亚共荣圈”
    其实整个世界大势非常清楚，东亚确实需要发展起来自己的更紧密的东亚共同体，通过经济区域的整合，而确立东亚经济在世界上的核心地位，并通过这个发展，一方面为东亚人民争取更好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为东亚国家获得国际事务的更多话事权。
    而中国因为其独立自主的外交和政治政策，最大的代表了东亚地区的利益，又因为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分量，和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核大国的身份，可以有实力保护这个区域国家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中华文化圈，这个受到大部分东亚国家圈认可的东亚文明的主要载体，可以整合本来就是传统儒家文化圈的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国家，而且由于儒家文化主体中本身具有的包容性，对其他文化如伊斯兰文化、小乘佛教文化等等，可以做到和而不同的平等相处，对东南亚的文化整合也可以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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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包括印度、澳洲和新西兰的东亚共同体

    当然日本已经明白，在东亚共同体中，中国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否认。日本所希望的就是，是否可以考虑向欧盟中的德法关系，出现一个由中日共同领导的并肩王的现象。
    如果看一下德国和法国的关系，有一点不同，就是德国经济和人口规模都要大于法国，但是法国的联合国安理会位置和核武器，正好和德国的经济和工业能力相辅相成。
    而在2000年，日本虽然人口和土地大大小于中国，但在经济规模上是中国的4倍，因此要求一个并肩王的身份，还是合理的。可是今天中国经济和日本经济的发展，完全是背道而驰，中国经济可以不需要日本的配合而继续快速发展，而日本经济离开了中国的配合就是死路一条。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要求并肩王待遇，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充其量要求封个万户侯，才比较合理一些。
    考虑到中国2008年的经济总量大概是30万亿人民币，而环渤海区（京津辽鲁冀晋）大概是占20-25%，其他地方比如说长三角区（沪苏浙皖），还有东南区（珠三角的粤港澳、海峡区的闽台）也会占这个比例。那么在中国在2020-2030年期间，赶上美国经济总量的话，大概也会是美国这样，经济总量比日本大3-4倍吧。
    就是说将来的日本区，占整个大中华经济区的总量，估计就是比环渤海、长三角、和东南区大一点点吧。做个排名第一的诸侯也许可以，可是要做杨秀清，就是比较难了。
    这里俺就提出一个新的名词，给大家炒作一下。当年哈佛大学的英国佬佛格森提出了“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和美国的内在经济依存关系（好像佛老兄最近发表文章，还是终结这个概念）。
    那么俺就提出一个“中日国”概念，Chinippon来描述一下中日共同市场的合作，会带来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概念，就是利用日本现在仍然具有的技术优势，和中国具有的完整产业链的成本优势，在世界上搞出来一个“日本质量”和“中国价格”的完美结合，来解决目前因为日本制造的性能和质量在世界上的无可匹敌，但是却受到价格过于高昂的制肘，而中国制造的价格和产能在世界上的横扫千军，但是却受到质量问题和技术水平含量过低的困扰。
    这个双剑合璧，估计真的是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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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模式，其他的观点包括就是英法模式。不过因为英国虽然有美国强援，但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欧洲大陆，而日本虽然有美国强援，面对的是一个统一的东亚大陆，自然无法模式套用。要想做到这一点，那得大量发动中国的“有识之士”的精英们，把中国分裂成7大块，在中国华北搞出一个德国，在中国华东搞出一个法国，然后在中国华南再搞出一个意大利，也许才有机会。
    另外的一种模式，就是日本人最不愿意看到的，那就是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模式，或者欧洲的德国和瑞士模式。不过如果日本走不出目前的困境，以俺的看法，那还真是几十年后日本的结局。
    因此发展“中日国”应该是日本目前唯一从困境中破局的选择。
    要让这个“中日国”变成现实，日本要放弃对德法模式这个一字并肩王的幻想，要安于做一个现在的“八千岁”和未来的“第一侯”。
    日本在经济上必须将技术转移到中国，而中国必须保证日本技术的合资企业的知识产权受到保护。
    在经济布局上，日本的高端产业，比如说高品质农业，可以通过中国的富裕阶层的增长，而发展市场，而日本农业企业，又可以通过在中国的农业开发和合作（比如在东北和四川已经出现），将这些相对便宜但是质量得到保证的农产品输回去，满足日本中下社会阶层的需要。
    日本未来是不可能实现高幅度的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因此最好的选择就是降低日本中下层人民的消费支出，让来自中国的价廉物美的产品，保住甚至提高这些阶层的实际生活水平。
    而中国得到的好处，主要是通过对日本技术的吸收，就会从目前的大步向前进的发展，变成坐高速列车，比较快的实现世界经济第一强国的梦想。而中国的西部，和乡镇农村，可以利用日本的投资而快速发展起来，帮助缩小东西部差距，和带动整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在安全体系上，目前的日美安保条约，从以前主要针对前苏联，变成了针对中国，显然已经不切实际了。在中日之间，搞政冷经热，主要伤害的是日本自身的利益。
    因为目前日本是中美力量博弈的地方，如果中美之间争斗，日本只有无条件的站在美国一边，而美国最终会以牺牲日本利益来换取中美妥协。就像当年美苏导弹对抗危机，是以苏联牺牲古巴利益，和美国牺牲土耳其利益来达到平衡。
    而中美和好，日本就变成了局外人士，只是看着中美两强闭门开会而插不上嘴，然后等人家会开完了后，条件交换了，结果谈妥了，才被美国通报一声。
    因此日本自身的利益，在于发展更紧密的中日关系，同时淡化美日关系，使日本可以在中美之间扮演一个同等距离的角色。然后等着中国势力和美国势力的交替变化，最后就是从今天的美日安保协定，转化成未来的中日安保协定，或者象欧盟那种东亚共同体集体安保协定，而不需要非本地的军事势力参与。
    在过渡阶段中，可以先仿效俄罗斯和北约的合作机制，建立中国和美日的安全会议。然后逐渐从美日一方，中国一方的双边安全对话，变成中美日平等三方平台，共同保持东亚安全。最后就是在美国势力衰落，美国力量逐渐淡出东亚，由中国和日本合作的中日安保协定替代，直到最后创建中国为主的亚洲安全体系。
    当然在中日间需要解决的钓鱼岛主权之争和东海划界问题，应该建立基调就是用和平和协商的办法解决。俺这里再提出一个主权共享的概念（co-sovereignty），就是在钓鱼岛上，可以采取中日共同拥有主权的方法，来解决领土和附近资源的共享。而在东海的资源分享，可以考虑不同的利益分享方案。
    中国人在考虑中国统一问题上，多把美国军事力量，作为中国统一台湾的主要障碍。其实如果没有日本的支持，美军只靠着关岛基地和有限的几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根本无力支持台湾独立。没有日本以领土上的支持，台独势力和独台势力的合流，就没有绑架中国大陆，在经济上任意勒索的本钱。
    可以想象的是，一旦日本技术和中国成本相结合，一向靠成本优势向日本技术发起挑战的韩国和台湾经济势力，马上就面临一个死局。
    这样，台湾想利用其科技优势，对大陆要价的本钱马上就消失。大陆领导人必须改变对台湾的基本看法，老想着经济送大礼，就可以收买人心。其实对台湾的台独和独台势力而言，从来都是畏威而不怀德的德性。台湾经济的衰落，才会真正增加台湾普通人民，对富裕大陆的向心力，对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有百利而无一害。
    那种以国内待遇来优惠台湾人士，必须只对真正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人民才有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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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可以通过和日本的合作，从而打垮韩国和台湾的经济竞争力，也可以通过和韩国或者台湾的合作，来挑战日本的竞争力。更可以通过和美国、欧洲以及这些地方的华裔科学家的合作，来克制日本、韩国和台湾。
    因此中国是不需要很着急的选择自己的合作伙伴，反而倒是日本越早谈定和中国的合作，对日本的条件越有利。如果日本继续拖下去，那么谈判的条件就越来越少。
    以现在的国际金融体系为例，中国和日本本来都是美元体系的一部分，但随着中国的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兴起，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独大地位当然会减弱。而作为美元附属的日元，其地位就更加微弱。
    对日本来说，尽快进行中日国的操作，可以通过中日元（或者叫亚元）的方式，通过大家的GDP比例，就是说现在是一人一半的方法，来形成一个相当于欧洲共同体统一货币（即单一欧元前身）的篮子，为未来逐渐过渡到单一货币打下基础。
    日本前几年对海外市场的投资，主要靠的是自己的零利率宽松政策，和人家的高利率政策才可以实现，而现在全世界都开始宽松，使这种利用利息差距的操作不太现实（似乎美国的印度裔人士开始用美元兑换印度卢比来做同样事情）。如果日元地位下降，那么希望通过投资获利来改变出口获利的企图，就难以实现了。
    最近日本的大选中，自民党结束了长期执政地位下台，不光是宣布了日本的新保守主义政策的终结，而且民主党的上台，尤其是有外星人之绰号，敢于发表震撼观点的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民主党主席鸠山由纪夫的出任首相，都表达了日本民间求变的思潮。
    不久前，鸠山由纪夫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大肆批判美国推销的新自由主义是抹杀人的尊严，而倡导友爱的社会关系。他的文章中，关于日本脱欧入亚的想法，和对亚洲共同货币和安全体系的鼓吹，都令美国政界和学界一片狐疑。
    但是以现在民主党在日本两院的优势地位，加上日本民间对他的死马当作活马医治的期待，鸠山政府至少有4年的时间可以操作。如果他可以和中国达到某种程度的合作，从而令日本的经济开始出现一点点生机，那么转向快速的日本人是很快会跳上他的东亚共同体大船的。
    中国自己内部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民间强烈的反日情绪，就是那种“只有死的日本人才是好的日本人（借用一句德国人关于犹太人的评论）”，和“鼓吹中日友好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已经给毙掉的汉奸，另一种是将被拉去枪毙的汉奸”的极端情绪。
    如果带着这种情绪，那么当年的朱元璋就不可能善待已经在中国扎根的蒙古族人（现在他们的后裔已经是汉族的一部分），或者民国政府就不可能善待满族人，因为扬州和嘉兴屠杀就会被算在这些后人的头上。
    对今天的日本人也是一样，不能把南京的血案算在他们身上，俺们需要的是孔子的态度，就是以直报怨。如果今天的日本人确实是忏悔其祖先70年前的罪孽，把发展和中国人的友好关系作为其目标，俺们自然要欢迎。但是如果今天的日本人还是要以俺们中国人为敌，那么对不起，俺可是老账新账清楚账糊涂账，都要一笔一笔和你算。
    现在日本最主要的工业拳头产品，就是消费电子产品和汽车。头一个产品，其实日本被其他国家拼得很厉害，比如说日本手机产品的水平并不低，但完全抵御不住美国的iPhone的横扫。在其他产品上，中国大陆的、台湾的和韩国的，都对日本消费类电子产品构成严峻的挑战。
    而中国开始铺开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在日本国内业界被看作前苏联1950年代实行的人造卫星计划，在科技领域一举赶超美国的情形。如果中国的比亚迪等领军的电动汽车，可以打破日本在这个领域的控制（比如说中国政府相关部门保持公平，不帮日本汽车拉偏架），就会打垮日本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
    中国政府最近在稀土资源上的控制政策连续出台，都是可以作为对付日本高科技行业的好牌，而迫使日本企业寻求同中国的技术合作。
    俺可以想象的是，一旦日本企业和中国合作，那么韩国和台湾的相关行业，就要面临一个大洗牌的场面。说实在话，看厌韩国在中国事务上的嘴脸，和台湾那些得了好处，还要喂你苍蝇吃的德性，俺是不介意看到这些人捶胸顿足，如丧考妣的。
    这里宣布东亚传统的出口模式已经到了一个大结局，是混不下的时候，俺们看一看韩国是怎样继续这个模式的。
    下面这张图，是亚洲主要货币对美元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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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里可以看到，亚洲的主要货币，日元对美元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人民币有小幅度上升，其他都是下跌，而以韩国的跌势最盛。
    这个图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出口导向经济，当你出口有问题，那就大幅贬值，通过贬值来增加你的竞争力。而韩国这次算是幸运，因为出于对全球危机的担忧，美国联储局、日本中央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都和韩国中央银行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免得韩国金融崩溃。而在今年稍早存货出尽了之后，韩国靠了历史最低的兑换率，抢下了一些补充存货的单子，使经济开始有所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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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最近的经济有些反弹，主要是在液晶面板和产品、手机和汽车上，利用了中国市场的强劲，和亚洲货币里的最大贬值幅度，刺激了出口。本来韩国电子企业，对台湾企业的竞争力比较担忧，但这次就巧妙的利用了贬值机会，踩着台湾人的肩膀上了位。
    不过这次的暂时反弹还是以市场补充库存为主，不是可以持续的。但这个情况就得到了欧洲经济学界的关注，认为东亚模式，就是靠自己狂贬货币，来达到抢夺出口市场，成功走出经济危机的方法。
    问题的关键在于，任何外贸活动，取决于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和外交关系。货币上大幅度贬值，必须得到你主要市场国家的认同。比如说中国要大幅降低人民币币值，没有美国和欧盟的点头，估计是行不通的。
    降低币值来推动出口，其实就是以邻为壑的手法。一个国家做，其他人不跟进，自然不是问题。但如果各个国家都看到这一点，大家一起玩，这个手法就没有什么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曾经经历过这种阶段，但现在的玩法是你降币值，俺就提高你的入口关税来抵消这个方法。
    大幅降低币值，自然对你的出口产品增加竞争力，但你干活的人民，就要承受经济水平降低的恶果。能做到这一点，一个国家必然是被垄断的大型企业集团控制，才会在政府政策上采取如此的取向。
    而韩国经济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整个国民经济命脉是被数十家土生土长并且规模庞大的企业集团控制。就像韩国流行的电视肥皂剧里面那样，韩国民众向往的都是那些大家族企业里的少东。
    这些大企业财团，比如说象三星、大宇、现代和LG等等，在韩国被称为财阀，基本上就代表了整个韩国经济，用的是“小国家，大企业”的战略，就是倾全国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压制住大家的其他需求和机会，来搞出几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
    如果你只是为了搞几个大企业，出去和人家争夺世界市场，也无可厚非，但是为了保证这些企业的竞争能力，和他们在研发上的大量资金投入，是无法靠这些企业在世界市场的盈利来支撑的。因此一个方法，就是把整个韩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全部交给这些财阀们来垄断，所以说三星这样的，在韩国各个领域都有插手，象个千手观音那样，样样垄断利润都要去吸取，好用来养活其在海外市场的竞争能力。
    这些财阀在韩国社会无孔不入，甚至连政府的内阁，大多数都是由企业集团的高管出任。比如说现在的韩国总统李明博，就是在现代集团的管理层中走出来。韩国人有句话，就是你人生有三件事是无法逃避的，那就是死亡、税收和三星。
    由财阀控制的韩国政治，自然在资源上，要保证财阀集团的运作，以全国之力来保证财阀们的财富。其实以韩国缺乏支撑这些企业的国内市场，如果在中小企业上，下一点功夫，是可以让国内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提高很多，也不至于将整个国家的经济，全部绑在几个企业集团的战车上。虽然靠几个集团变成世界性竞争能力的企业，但要明白，树大过于招风，船大难以调头，万一这些大企业因为机构臃肿，对市场变化反应缓慢，死起来比中小企业快得太多。
    现在国家之间的技术之争，趋于白热化。光靠在国内的垄断地位，吸取国民的血液来和外国企业竞争，来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以美国为例，当年的国际商用公司IBM是很厉害，后来就让位给英特尔和微软的WinTEL铁联盟，而今天日趋保守和固执的微软，又受到了谷歌为代表的新型网络IT力量的强大竞争，而随后又跟出了facebook、youtube等web 2.0的网站社区模式以及维基这种“社区生产”的新事物，以及亚马逊等的云计算、苹果的App Store以及谷歌进军通讯业的Android及同盟。
    在这种不断由创新企业，带来的小型和中型企业的发展，然后要么这些企业自己发展壮大，最后打垮那些大型企业，要么被大型企业购买，将这些新技术和新产品发扬光大，都是保证科技领先和竞争力的一个好办法。（Android就是一个例子）只有在自己的市场上通过实验、失败、再实验这个过程，残酷斗争而最终胜出的竞争者，才可能和世界上的竞争对手们搏杀。
    中国现在的央企颇有象韩国财阀靠拢的趋势，就是希望靠国家赋予的垄断力量，将脚爪踩到几乎所有可以涉及的领域，比如说金融和房地产业等等。但中国政府必须明白，在市场上必须给自己的中小企业，预留一定的空间，以中国的市场之大，中国是可以走美国道路，而不要走韩国道路。否则，创新的力量，就可能被庞大、保守但又垄断而制造出暴利的央企巨头们，窒息而死。
    对韩国来说，知道自己的位置很重要。本来韩国的位置是一个小强国，就是相当于欧洲的荷兰、瑞士和瑞典之类的地位，但是由于韩国人口已经达到5千万，如果加上北韩的2300万人口，就是7千多万，比德国少一点，但就比法国多一点。
    因此韩国的目标就是一个向德国看齐的中强国。但和德国的地缘环境不一样，德国是欧盟国家的技术和产业首脑，而且德国人，以及其周边的具有同等民族性格的瑞士人和荷兰人，人口都比较小，还可以靠其他欧洲国家的内部市场来支撑自己的产业。
    相比之下，韩国的地缘环境面临的是日本这样的大强国，和中国这样的未来超级大国，而且在技术上，韩国敌不过日本这样的技术大国，又受到中国这个经济大国在技术上的赶超，处境是相当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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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韩国在上一次1997年的经济危机中，主要是由大财阀导致的过度投资，尤其是在半导体芯片方面的巨额投资全部成了坏帐，而导致了债务危机。

    当时韩国经济最要命的问题，是太多短期外债和外汇储存不够，一旦当金融出问题，韩元对美元大跌的时候，外债负担加重，外资逃走，结果就是外汇储蓄无法抵御冲击，然后系统崩溃。其实韩国在2008年，面临了几乎同样的问题，因为看起来颇高的2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外国短期债务比重过高，尤其是日元债务庞大，而日元又是雷曼兄弟倒闭之后，上升最多的货币。如果这次不是日本、美国和中国几大央行的共同援手，韩国金融体系可能已经成了冰岛。

    韩国的麻烦起始于1994年开始的金融管制放松政策，导致了主要以企业为主的贷款，通过韩国财阀要么直接向外国借钱，要么由韩国银行代为借钱，来扩大企业投资。

    当这些财团借债令韩国外债达到了GDP的25%时候，以韩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已经到了无法维持的水平。再加上短期外债的急速增加，引发的付款到期的时间问题，到了1996年外债总额到了1千亿美元，短期外债已经占到了总外债的58%（如果加上在韩国的外资银行的短期债，以及韩国公司短期债，就是80%），而韩国的外汇储蓄不够，基本上就是在悬崖上走钢丝了。

    而除了整个韩国的外债，尤其是短期外债过高，韩国大财阀企业的债务杠杆也是非常高，导致了财阀企业对突发金融事件，缺乏一个安全阀门。

    为啥韩国的财阀们在投资上乱来？很简单，就是俺在上面谈到的韩国发展道路，是通过财阀控制的政府进行的集中国家财力的倾斜政策。在这种政府和财阀的紧密关系下，很多大财团搞的项目是政府主导，因此政府就对这些项目，给予了完全担保，来保证这些项目。

    因为“小国家、大企业”思路，韩国社会接受了大企业是韩国的经济道路，因此无论如何不会让这些大企业倒闭，成了这些企业胡来的资本，这倒是颇像美国的金融大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作为。

    本来一个企业要扩大投资，一个方法，就是德国企业那种，靠自己企业赚来的利润扩大再生产。当然德国人的脚踏实地的保守方法，自然不被性格张扬、大吹大擂的韩国企业所接受，因为这样扩大生产规模的速度是比较慢。另一个就是美国的方法，就是在股市上通过出让自己企业的股权来获取资金。

    但是韩国企业也不愿意走这条出让企业股份的道路。韩国的财阀要的是政府保证的利率低的贷款，反正出了事情，靠政府政策来保住就行了。

    因此韩国的财阀们，在扩张的时候，主要考虑的不是赚钱，而是是不是可以做大，变成一个行业里的庞然大物。这样一来，在1997年底，韩国企业的负债和股值比例超过400%，而最大的30家大财团平均到了518%。

    这个数字是墨西哥企业在金融危机前的2倍，是当年泰国企业的4倍。当初墨西哥和泰国都没有能力逃过金融危机，岂是你韩国人，大喊几声口号，就可以躲过去？

    结果是在1996年外贸出现问题，其中有日本和欧洲国家陷入衰退带来的出口市场萎缩，也有由于半导体芯片、汽车、轮船等价格大跌，一下导致了韩国的一些大财团，比如说起亚汽车、韩宝钢铁等等倒闭。整体企业界的贷款出现坏账，就打击了金融系统。而金融系统为了自保，就收紧了贷款。银行贷款收紧造成了资金紧张，又导致了更多的企业倒闭。

    而企业坏账和金融系统不良，引发了韩国在海外的借款信用危机，又引发了外资的大量逃离，这个逃离又将韩国规模不大的外汇储备清了底。这一下就成了全面的金融危机，只好到国际货币基金会那里去喊救命了。

    但那时候韩国的家庭储蓄率还是颇高，算是靠忽悠了韩国人民的爱国情操，大家捐金捐银，好歹帮政府度过了难关。不过后来受到美国经济思潮的影响，韩国也开始了贷款消费的做法，靠低利息贷款来促进内需消费。

    这样韩国的经济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韩国企业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比如说大财团下的子孙企业开始财务独立，但韩国企业靠借贷运作的坏毛病并没有改变，所以在2008年这次金融危机，俺们又看到了这些企业的资金链问题和在山东的韩国老板跑路的现象。好在这次韩国银行的情况没有上次那样严重，而且来自国际的救助，和韩国本身放松银根，并进行大幅度经济刺激政策，使韩国避免了灭顶之灾。

    但是韩国政府推行的消费贷款政策，让韩国民众借钱来花，来压抑工资收入增长，导致韩国人负债比率增长大大快于工资收入增长。以今年1季度为例，韩国家庭月平均收入比5年前增加25%，但家庭贷款却增加了51%。韩国人家庭为了子女教育，借钱请家教、课外辅导、英语培训，为自己享乐买豪华汽车、穿名牌衣服和皮鞋、去海外旅游，还有最厉害的就是贷款买房子，去追赶韩国猛涨的房地产。

    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韩国人的储蓄率在2009年下降到5.1%，预计明年会跌到3.2%。相比较花钱乱来的美国家庭，今年的储蓄率已经回升到4.4%，明年将达到6.5%，就是说是韩国人储蓄率的2倍。

    这一切都为韩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上大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