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澄清“饿死三千万”及其他历史事件责任

youfangseng

声明，对于这篇文章，我是打酱油的，也不认为列举的证据够全面，有说服力：P
我常去的论坛里，两派由争论到对骂，不知道吵多长时间了，版主删帖、封ID都制止不了。有兴趣的看看，这是左派的一篇：

    妖魔化毛泽东的一大“王牌”是“饿死三千万”——有人争辩说，不是三千万，是四千万、八千万，或者更多；有人争辩说，不到三千万，是几百万，或者更少。这样的争论其实没太大意思：反正饿死人了，争“五十步”还是“一百步”有多大区别？  
  
    真正的要害是：饿死人是谁造成的？谁的责任？

    “文人精英”们喋喋不休地宣称这是毛泽东的“大跃进”造成的，是毛泽东的责任。理由：毛泽东提出“大跃进”、“公社化”导致“大食堂”、“放卫星”、“亩产万斤”、“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反右倾、“插红旗拔白旗”等破坏了生产，导致了饥荒。根据：当时报刊上的若干新闻报道，马路新闻，道听途说的片言只语，主观臆断，等等。  
  
    所有这一切都完美地符合了“文人精英”们妖魔化毛泽东的愿望，所以他们对任何不符合自己这套新版本反毛《铡美案》故事的事实根本听也不听。可对于虽不了解历史实际情况、却还长了脑子、愿意用来逻辑思维、寻求事实真相、正确认识世界的人来说，看出“饿死三千万”的神话的破绽百出并不太难。
  
    “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公开言论网上多得是。特别是《毛泽东、刘少奇大跃进前后言论对比录》（黄岭峻整理，文革研究网刊登）资料收集得比较详细，来源比较清楚，可信性强。这里不赘述。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浮夸风”的宣传集中发生在1958年6月至1958年9月这三个月。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切是毛泽东的布置或授意。（第一个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是如今大骂毛泽东、鼓吹“自由化”的胡绩伟——从“极左”跳到“极右”，这就叫无耻文人。）事实是：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反对“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倾向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无效。开了郑州会议专门纠偏，无效。最后于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纠正亩产万斤的错误和“共产风”的错误。也就是说，从出现问题到开中央全会正式下文件纠正问题一共六个月。而那些弄虚作假的数字都是来自下级的汇报和“专家”的“论证”。  
  
    从1949年建国到1956年八大，中国一直是毛泽东主持一线工作。那几年中国的发展平稳迅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等所有方面都十分出色，成绩有目共睹。

    1956年八大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一线工作由刘少奇、邓小平负责。毛泽东只把握大政方针，只掌管军事外交，其他一切具体事物均由刘邓主持。
  
    刘少奇、邓小平是政工干部出身，擅长组织宣传，却无政绩。“新官上任三把火”，急需拿出政绩证明自己主持全局的能力的是他们，迫切需要来个“大跃进”树立自己“接班人”的威望的是他们。积极推行1957年反右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主张“提前还债”的也是他们。这一切都符合他们这些“修养党”、“精英党”的“新官”急于拿出“政绩”证明自己、巩固权位的政治需要。

youfangseng

   毛泽东亲自抓的“大政方针”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要把大饥荒、“饿死三千万”的责任算到毛泽东头上，就必须证明这“三面红旗”从理论上就荒谬，必然造成大饥荒、“饿死三千万”。如果不能证明“三面红旗”理论上荒谬，那一切问题就是执行中的问题，当然只能由具体执行人负责。  
  
    毛泽东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不对吗？如今的口号“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其实不就是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里抄来的吗？抄了还不肯认帐，还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抄一半扔一半，“多快好省”只要“好”和“快”，扔了“多”和“省”——如果毛泽东的“总路线”有问题，那如今的口号不也有问题吗？  
  
   毛泽东1964年给“大跃进”做过一个确切说明：“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基本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地基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亚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内实现。”——这才是毛泽东的“大跃进”的确实含义。这样的“大跃进”从理论上讲哪点错了？具体执行中出了问题不能赖大政方针，就如不能因为小孩学走路摔跟头就说让小孩学走路是犯罪一样。
  
    违背毛泽东的原意，把毛泽东的“大跃进”歪曲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信口开河，借此把“饿死三千万”的责任赖到毛泽东头上是不折不扣的“手段卑鄙证明目的卑鄙”。
  
   至于人民公社，根本的原则是农业集体化。如果说集体化就要造成大饥荒，那今天怎么又用“合作经营”、“集约化生产”之类方式羞答答变相承认农民单干没有出路了？为什么不再死死一口咬定“包产到户”、“分田到人”了？中国自古以来农业都是单干，比“包产到户”更彻底，更“责任制”。中国农民本来单干得好好的，中国社会什么问题都没有，全怪一帮好事之徒无事生非，搞得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照此逻辑，共产党多余，新中国多余，连中华民国、国民党、孙中山都多余，一切应该“顺其自然”，让中国农民照两千年以来的传统继续单干下去——这才合乎“单干好”的理论。  
  
    毛泽东的“三面红旗”从理论上讲没有任何荒谬之处。发生的问题是执行中的问题。而负责执行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这是历史事实。
  
   （有些人对刘邓在大跃进中的讲话、决定，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始终“保密”，不肯公开，只宣扬毛泽东一个人的讲话，据此把一切责任推到毛泽东头上。实际上庐山会议的发言为什么不公布？决议表决情况为什么不公布？《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是谁起草的？谁布置执行的？如何执行的？具体情况一概不公布，一概推到毛泽东头上，本身就是权术阴谋，权术需要：等当事人都死了再任意编造。）

youfangseng

    “文人精英”们说，不对，一切都是毛泽东的责任，因为他是一把手。如果退居二线的“一把手”尚且必须对一线的问题负责，那还在一线的“一把手”呢？是不是更得对一线出现的一切问题负责？
  
   既然如此，那倒要问问：“大头娃娃”和“结石娃娃”是不是该让现在的“一把手”们负责呢？“大头娃娃”问题2004年就暴露了，到2008年整整四年了，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又出了“三鹿奶粉”、“结石娃娃”，而国家商检局视而不见，只管美国狗罐头，不管中国婴儿食品。这明里暗里直接间接的受害者有多少？这四年没换“一把手”，而且一直在一线。要求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为一线造成的饥荒负责，那就请先去要求没退居二线的“什锦八宝饭”为无数的“大头娃娃”、“结石娃娃”，以及“豆腐渣校舍”的受害者偿命，要求“黑猫白猫”为黑砖窑、无数矿难、环境污染的受害者负责。敢这样要求才是好样的，才算真的“为民请命”，否则就是蓄意耍赖，血口喷人妖魔化毛泽东。  
  
    毛泽东1964年说刘少奇：“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邓小平1966年在“我的自述”中说：“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
  
    从1956年到1966年主持中央工作十年，十年不向毛泽东汇报，还要让毛泽东负责，还要把这种情况下出的全部问题的责任硬往毛泽东头上推——无赖不无赖？

    还不仅于此。
  
——还向毛泽东封锁消息，以至于毛泽东不得不让身边的秘书、警卫通过探亲去了解实际情况。
  
——还给毛泽东安窃听器，监视毛泽东（说是“会议录音，不是窃听”，实际呢？“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这是什么“会议录音”？分明是窃听监视。）  
  
——还以“照顾健康”的名义阻止毛泽东出席政治局会议
  
——还打断毛泽东的发言，不准毛泽东说话，以至毛泽东不得不搬出党章保护自己的发言权
  
    难怪毛泽东说：“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
  
   毛泽东在党政领域里实际完全被架空了：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应者寥寥；刘少奇通过组织部下令：谁不去蹲点撤谁的中央委员资格和部长职务，立刻下去了上千人。毛泽东连在报刊上发表篇文章都做不到，发行个小册子都发不成——毛泽东说有两个司令部，不是信口开河。

    党政军三大块，党政这两大块全在刘少奇的“修养党”、“精英党”手里，毛泽东根本指挥不动——这让毛泽东如何负责？“饿死三千万”的责任怎么能算到毛泽东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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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死三千万”最严重的三个省是：四川、河南、安徽。当时这三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分别是：李井泉、吴芝圃、曾希圣。这三个人的概况如下：
  
    李井泉：1924年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生，曾任师政委、师政治部主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军区第一政委。

    吴芝圃：1924年开封省立第二中学高中学生，曾任小学校长、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工委书记、游击队支队司令、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政委。

    曾希圣：1920年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生，曾任军委2局局长、师政治委员、军区政治委员、副参谋长。

    这三个人都是“知识精英”（相对当时的党内平均文化程度而言），都没种过地，都是搞政工为主，都符合“修养党”、“精英党”标准：“党性”强，“无条件服从上级”。此外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都跟邓小平关系密切。
  
    曾希圣不但是邓小平的老部下，是“亲密的挚友”，而且是邓小平和卓琳的媒人——1939年曾希圣在延安介绍卓琳和邓小平相识。1960年2月19日至25日，邓小平到安徽视察工作，对安徽的各项工作作了充分肯定，“他特别欣赏曾希圣的敢想、敢干、敢闯、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饿死三千万”追究责任后，曾希圣被安排到邓小平的老家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68年曾希圣病逝。1978年中共中央为曾希圣平反。

    李井泉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与邓小平关系特别亲密，每次上北京都给邓小平送礼。“小平最大的一个政绩，就是提前还债。80年代小平会见苏联代表团，还自夸说当他主持总书记工作期间，提前还清了苏联的外债。”“在大跃进期间，本来比较穷的四川省上缴粮在全国排列前矛，为小平主持总书记期间提前还债立下汗马功劳”。在“七千人大会”上李井泉遭到四川干部“一片声讨”，邓小平“出来帮助李井泉解了围”，说“李井泉也不要再做检讨了，省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账不能都算到某一级头上”。  
  
   从李井泉之子的文章“1972年在江西与邓小平一起过年”可以看出李井泉与邓小平两家的关系——“1972年，我曾到江西南昌探望邓小平，并在邓小平家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新年。邓小平的厨艺、卓琳的热情，与邓林兄妹的友情，无不令我记忆犹新。”“我们家和邓伯伯家关系很好，两家的孩子又是一起长大的”。1960年8月23日，四川全省范围内在没有事先公告的情况下，突然发行新版四川省地方粮票，百姓手里的旧版粮票不予兑换，全部作废。理由是发现有人制造假粮票。一段时间内，所有食品店、馆子都关门。（注：用如此手段直接抢老百姓的口粮饿死了人，还对中央封锁消息，这也是毛泽东的责任吗？）李井泉有一句名言：“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饿死人！”李井泉一直未因四川饿死人受任何处分。“十大”当选中央委员，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常委。
  
   吴芝圃部抗战期间已经归属刘邓指挥。刘邓大军在信阳一带呆过，吴芝圃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信阳事件”发生后吴芝圃对中央严密封锁消息，甚至出动武装力量截堵逃荒（这不是明明逼老百姓活活挨饿吗？这难道也要毛泽东负责？）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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