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年代告終 教育該是撥亂反正時候了

好孩子

撰文:格羅斯（Bill Gross） 德盛安聯資產管理
欄名:投資展望
精讀內容︰
•近數10年來，美國製造業基礎受侵蝕，舉國日益依賴藉由金融資產創造財富。
•光靠平衡財政，估計無法在未來10年替美國人創造2,000萬個職位。
•如今愈來愈多人懷疑大學教育是否值得大家付出那樣的時間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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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費頭腦是十分奢侈的事，那麼，為甚麼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學生要上大學，浪費自己的頭腦呢？上過大學的人都知道，大學生涯基本上是4年的長假，其間定期為了應付考試死記硬背，或是利用Google拼湊作業，但大學教育以往至少有一個作用︰它淘汰成績未達水準的人，至少證明你有能力通過學術能力測驗（SAT）。那些上得了好學校的人，則證明自己的父母夠錢賄賂大學當局，或是夠錢聘請SAT老師，令子女的測驗分數增加500分。拿到學位，則代表這位學生有能力長時間「盡情派對」，建立交際能力，日後在公司的雞尾酒派對，或是Facebook這種互動社交網站上大展身手。只要能找到工作，上大學是非常好的事。
但是，如今愈來愈多人懷疑大學教育是否值得大家付出那樣的時間或成本。彼得．蒂爾（Peter Thiel）——Facebook早期投資者兼歷史悠久的對冲基金Clarium Capital的掌舵者─就建立了一個基金會，為輟學意圖成為科技企業家，以及胸懷大志改變世界的青少年提供獎助，每位10萬美元，名額共20個。在蒂爾及許多人看來，大學教育極其愚昧、過時、收費過高且管理不善；盡管許多大學以提升學生賺錢能力為它們在現代金錢世界存在的理由，大學教育並沒有創造出多少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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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過去25年來，大學學費增長率比通脹率高出6個百分點；因此，自1985年以來，相對於其他商品與服務，大學教育較以前昂貴了4倍。
主觀解釋︰大學當局具有增收學費、提高收入的才能，但卻欠缺提升學術生產力的骨氣。罪魁禍首在於教授終身職位及專注通識教育的過時落伍的課程，而忽視數學與科學這些較務實、面向全球的課程。
事實︰一般美國大學生畢業時，人均背負債務達2.4萬美元，學生貸款總額如今已達1萬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國債餘額7%），超過美國人的信用卡債務，而且還正繼續增加。
主觀解釋︰大學的運作在政治及財務上均是為服務成年機構而非學生的利益。要根本改變現行制度，並質疑大學教育的尊嚴，將危及以萬億美元計的錯誤投資及財務負擔。
“值得深思的結論︰在過去半個世紀，美國人及他們的大學置身鋪滿長春藤的象牙塔中。但是，美國的學生已不能再假定唸4年大學、拿1個學位，就能十拿九穩地在全球經濟中找一份好工作；僱主不太在乎他們的社交技巧，更為關心他們在全球市場中能為公司貢獻甚麼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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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法理德．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對此問題也提出了經深思熟慮的建議。他寫道︰「我們需要一個像《退伍軍人權利法案》（the GI Bill；譯註︰美國1944年的一條綜合法案，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退伍軍人提供大學教育或職業訓練，以及為期1年的失業補助）那麼雄心勃勃的方案。」不過這方案的目標是為眼下的失業者提供再培訓，並重新引導美國學生未來的職業發展方向。札卡瑞亞認為，美國未來的教育應以技能訓練、技術與理工學院，以及學徒計劃為重心，而不是像以往那樣聚焦於通識教育。他表示，美國人應調整偏重高科技、高附加值工作的心態，仿效德國模式，讓技術能力高強、但僅接受過有限高等教育的人也能賺取體面的回報。
美國的大學確實發揮了一項功能︰令2,500萬名學生暫時免於失業；猶如當年我開始自己4年長假時的情況一樣。但是，1966年的世界跟現在大不一樣。美國人有必要認清這一點，並且認識到，若要在21世紀的全球市場中競爭，重大變革是必須的。
2012年的美國大選，如今看來顯然將是以創造職位為核心議題。9.1%的失業率（若加上放棄找工作及兼職的勞工，則幾乎倍增），預示着一眾十分失望和憤怒的選民，當中包括數以百萬計非就業大學生，他們接受的教育未能令他們在全球市場中具體競爭力。近10年來，在民主與共和黨政府任內，美國僅創造了180萬個職位，而提供勞動力的人口則增加逾1,500萬名。兩黨顯然對如何重振美國就業毫無頭緒。兩黨的經濟顧問幾乎從不提就業方面的長期結構性問題，未承認美國勞工市場不再由周期因素主導。在製造業及商品出口方面，美國的優勢已大量流失，中國等開發中國家的勞工成為受惠者；美國向來成功的發展模式，因為依賴服務業及高科技創新，出現了很大的漏洞。雷曼兄弟2008年破產後，受金融與財務槓桿主導或是顯著相關的產業，幾乎全都受重創，隨後持續萎靡。房屋營建、房地產中介、銀行及零售業的就業人口，很可能永遠無法回到先前10年因為過度使用槓桿，引發過度消費時達到的水平。在這種經濟模式下，美國並沒有強健的製造業能馬上發揮重振經濟的作用。
另一方面，21世紀的高科技模範——蘋果、微軟、Google及Facebook等——則從來不曾大量僱用高中生或大學文科生。當有需要時，硬件製造工作則快速交給海外勞工去做，他們以十分之一的美國薪資水平，就能製造出一流的商品。近數10年來，美國製造業基礎受侵蝕，舉國日益依賴藉由金融資產創造財富。如今隨着這條路走進死胡同，利率降無可降，美國人相對於國際競爭對手，不但技能與投資顯得不足，且債台高築。美國就業市場的結構問題，是由內部的疏忽及外在的競爭共同造成的。怪自己，怪別人，可怪的東西多的是。
但是，無論是右派還是左派，政策制定者提出的方案，看來均完全聚焦於糾正或削減美國的預算赤字，將這當成了萬靈丹。民主黨人主張加稅及溫和調整法定福利支出，共和黨人則認為應削減以萬億美元計的支出，並撤銷奧巴馬的醫療改革方案。
“但是，令人費解的是，兩者均認為只要平衡預算，未來10年即可為美國神奇地創造出2,000萬個職位。”
奧巴馬總統的長期預算正是這麼說，而共和黨人提出的方案則更是樂觀得多。前明尼蘇達州長巴蘭蒂（Tim Pawlenty）或許是共和黨的極端例子，但他宣稱靠減稅及減福利支出可創造5%的實質經濟成長，這可真是天方夜譚了。美國已有將近60年不曾出現經濟保持5%實質增長。
事實上，兩黨的政策傾向均正反凱因斯（anti-Keynesian）之道而行，不願推行額外的刺激措施之餘，還在沒有根據的情況下，奇怪地宣稱只要平衡預算，「自然會有好結果」。當局似乎認為，企業或投資者不知如何地將驟然間發現美國勞工恢復了競爭力，並因此重新投資美國。
“政界覺得保守的財政政策等同就業增長。”
但是，我們很難相信以盈利為首要目標的美國企業，會因為有人宣稱社會保險（Social Security）支出受控，或是醫療成本將不再不斷膨脹（這種說法十分薄弱，而且在歷史上也是沒有根據的），不知怎麼地就回歸美國本土。
“誠然，這些是穩定健康的經濟所需要的長期條件，但光靠平衡財政，估計無法在未來10年替美國人創造2,000萬個職位。事實上，平衡財政若執行過急，大有可能窒礙經濟增長。”
美國聯邦儲備局主席伯南克正是這麼說，他暗示國會有必要及早制定削減赤字的中期方案，但短期內致力削減赤字，可能危及仍然脆弱的經濟，效果適得其反。
也有學者引用「李嘉圖等值論」（Ricardian equivalence），也就是19世紀初經濟學家李嘉圖提出的一個理論。根據此一象牙塔理論，消費者若相信政府財政支出將受控制，將對自身的財務前景愈來愈有信心。因此，政府只要能平衡預算，民間部門將積極投資與消費。嗯，無論是就常理或實際事例而言，我不認識任何一個家庭，會在看完新罕布夏州舉行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辯論後，因為假定未來健保福利支出將削減，華府得以平衡預算，第二天便替自己買1台平面電視。李嘉圖及其「等值論」是那種屬於垃圾桶裏的論文和研究報告，適合學者研究多過作為解決美國就業危機的實用指南。
那麼，我們該怎麼做呢？我青睞的方案包含一些長期元素，涉及本篇開頭提到的大學教育的價值。彼得。蒂爾的想法或許有道理，但美國年輕人不能都像比爾。蓋茲那樣從大學輟學。不過，美國人若想維持較高的薪資水平，並且具備全球競爭力，則不但要培養「高」科技人才，「中等」科技人才也不能忽略。哲學、社會學及其他通識教科已不足以滿足競爭需求。技能教育是必要的，科學與數學也是。
但是，在此之外，政府必須擔當創造職位的主角，而且必須馬上開始做。無論是保守還是自由陣營，政策若是將未來數年創造職位的責任交給民間部門，這種政策屬不理智，甚至可說是瘋狂的。長期而言，民間部門是職位增長的源頭；但短期而言，理性的觀察者均不會相信，在其他國家勞工便宜得多的情況下，跨國企業（或甚至是小型企業）會在美國投資。這就是為甚麼數以萬億計的企業現金正閒置在資產負債表上，等待全球（非美國）投資機會。對今天的市場來說，美國勞工成本太高，而且未受合適的教育。
因此，近期而言，美國不能再完全依賴鼓勵企業增聘人手的稅務優惠，企業可能不會因為這樣的誘因而有積極行動，而是作壁上觀。政府必須擔起責任，一如2009年初那樣。雖然2009年「立即上馬」的刺激方案有一些限制，人們普遍認為，華府可成立一家基建銀行，為美國迫切需要的重建項目融資。各界專家，如通用集團的伊梅特（Jeff Immelt）、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與克魯曼（Paul Krugman），均認為基建銀行是赤字支出的極佳用途︰這是對美國未來的真正投資。雖然本屆政府承認，《復甦法案》下250億美元的基建支出僅創造了15萬份工作，這些投資也穩定並改善了美國未來多年的生產力。清潔�綠色能源投資也是好主意，此類投資多數需要政府出資，在政府推動下才能創造出數以百萬計的職位。中國深明此道，已開始積極推動這領域的投資。美國需要向中國的國家導向模式取經。緊急關頭，依賴民間部門是無效的，尤其是在現今全球市場環境下，投資地點有許多選擇。政府必須暫時在美國經濟中擔當較大而非較小的角色，光是考慮到其他國家正以一些最終可能支配全球市場的政策創造大量職位，當局就應這麼做。

好孩子

此外，是否至少也應該動動腦筋，好好討論一下「貿易政策」，而不再只是象徵式地抨擊中國壓低人民幣兌美元的滙率。兩大陣營誰願意討論一下，如何藉由貿易政策，幫助平衡美國5,0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這是敏感議題，可能勾起人們對30年代《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的恐懼，但失業率居高不下同樣是敏感議題。2003年，巴菲特提出他的「進口證」（Import Credits）想法，認為可令美國出口增加數千億美元，增加數十萬份工作。共和黨人？民主黨人？討論一下好嗎？
最後，我想引用受人敬仰的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的說法；他可說是現代經濟學教父，預見了次按信貸危機。明斯基寫道，在危機之中，「大政府」應成為「最後的僱主」（employer of last resort），為任何想工作的人提供工作－醫療、掃街，甚至是清理貧民窟。小羅斯福總統曾建立「公民保育團」（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奧巴馬也可以做同樣的事。財富管理公司Gluskin Sheff經濟分析師大衞．羅森柏（David Rosenberg）很好地概括了我的感受︰「對於長期失業者，早上8點到中午，我會給他們一把鏟子去工作；下午1點到5點，我會安排他們學習代數、物理及幾何學。」財政赤字是一個重要問題，但我們可以等到經濟較強、失業率較低時，才致力削減赤字。美國眼下的急迫問題，是就業。
“有些人認為，創造就業有賴企業賦稅改革（減稅）或是再度解除對民間經濟活動的管制，但他們總是未能處理阻礙美國就業增長的兩個結構問題︰⑴外國勞工成本遠低於美國；以及⑵依賴資產升值�金融而非製造業的美國職位，已無法維持下去。”
「黃金」年代已經結束，美國教育及就業的「迷失期」也該告一段落了。當局應提出切實可行的改革方案，不再只是延續偏袒華爾街、輕視實體經濟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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