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说文论武》Tiger整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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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理学和心学的批判上，顾炎武反对心学一心向佛的玄虚，提倡用实学代替理学。不拘于读史学经，而在于客观的调查研究，倒是和英国的大思想家培根有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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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的思想，算是继承了南宋的浙东学派。这个当时和主流的朱熹的程朱理学，次主流的陆象山的心学（后来明朝的王阳明集大成）竞争的学派当中，比较著名的是永嘉学派的思想。当时永嘉，就是现在浙江东部的温州一带，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对外贸易异常活跃。这样的社会情况就要求儒家学者钻研经世致用，改变儒家传统的重农轻商，而采取工商并重，并要求厉治强兵，抗击外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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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统称为浙东学派的思潮中，还包括和永嘉学派相近的永康学派，例如南宋的爱国诗人陈亮，是这个思潮的领袖。在这个学派的思潮中，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反对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这种不近人情的高道德标准，提出了“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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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反过头去看朱熹的理学，会发现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理学中的义利之辩，虽然继承了汉朝大思想家董仲舒的“正其意不谋其利”，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并没有实践的可能。当年在董仲舒时代，儒生还是一个人数非常小的精英团体，可以被政府行政部门完全吸收。，大量比重的儒生来源于豪门精英，因此在经济生活上也无需对“利”太过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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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宋朝以后，一方面是科举制的程序化，另一方面活字印刷术的普及，导致教育成本大幅度降低。这个新的局面，就是俺们今天看到的，大学毕业生多了，找工作难了。宋朝的时候，就是儒生多了，要考过科举的机会小了。就算是通过考试，能够找到政府公务员工作的人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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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不少儒生，包括有功名在身的人士，最后是去经商了。尤其是南宋时期，大概活跃在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们，不少都是有功名身份的。对这些经商的人士们，你要求人家不要讲究利润，在签每个商业合同的时候，义字当头，君子趋于义，小人趋于利，未免太不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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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南宋的这个变化，就是这些有功名在身的士人，又成了成功的商人，产生了地方上的士绅阶层。这个阶层的人们，文化上受到人们的尊敬，经济上因为银子多，就更受到人们的崇拜，自然成为了地方上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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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民众的教育水平提高，客观上增加了地方上自我管制的能力，而同时就降低了政府，尤其是地方一级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重要性。结果就是政府部门在地方上，已经基本不参与当地事务，只要朝廷的税收拿得上来，地方治安又没有太多问题，那么大部分的地方事务，都由这些亦儒亦商的地方士绅们给包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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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中国，上面一层是貌似中央集权的政府，负担着国家政治统一的任务，保持了对社会其他领域的强势主导地位。但是由于知识人士的大规模出现，地方自我管制能力提高，地方政府对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倒是没有太多的干预。因此中国出现了政治统一、经济区域和文化多元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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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个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一个是从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由孝文帝颁布的均田制，经历了300年——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朝和唐朝，终于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两税法实行后，废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