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说文论武》Tiger整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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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俺答可汗在军事实力上，其实已经可以号令蒙古。但在法理继承上，却因为虽然是成吉思汗后人，但不是忽必烈一系，因此无法名正言顺的号召蒙古各部。当时的忽必烈后裔，是林登可汗，虽然名正言顺，却缺乏军事实力。

结果是西藏新兴起的黄教首领索南嘉措，和俺答汗形成政治联盟，索南嘉措确信俺答可汗为忽必烈大汗转世，因此可以合法的统领蒙古各部。作为报答，俺答汗封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开启了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并答应以蒙古各部的军力，帮助黄教对付西藏的其他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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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个转世忽必烈的忽悠，没有搞定蒙古其他的汗王们。因此俺答无法对明朝形成更大的威胁，不得不妥协，而接受了明朝顺义王的封号。倒是俺答的孙子云丹嘉措成了达赖四世，在蒙古军队的扶持下，杀回西藏。不过这个非藏族的黄教领袖，受到藏地其他教派和藩王们的打击，到了下任达赖五世，才靠着蒙古和硕部的力量，在西藏建立了黄教法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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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国防上的困境，也表现在东南沿海一带。日本武士、福建海盗和当地官员利益共同体兴盛起来，就是希望打破明朝政府禁止海外贸易的倭寇之乱。南部和北部受到的挑战，政府应对的乏力，体现了中央权威衰弱，地方势力各自为政的情况。这个情况，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得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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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实当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政权时，他在政府体制的传承上，基本上有三个来源。
第一个就是他本人和其他反元武装，在兴起时借助的民间宗教势力。汉朝董仲舒将儒家建成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儒家思想中那些积极和革命性的主张，比如孟子关于革命的看法，已经非常弱化，儒家思想更是变成了保守维持的政府工具。在中国后来的多次改朝换代中，民间宗教成为了主要的思想组织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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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宋朝出现的钟相、杨幺起事，方腊起事，都是借助来自于波斯的摩尼教，就是中国的明教。在宋朝和元朝的打压之下，以佛教为外衣，从净土宗派生出的白莲教，供养的代表光明的阿弥陀佛，就是明王，其实和摩尼教的明王崇拜已经融合。这个教派宣扬光明战胜黑暗的宇宙真理，人死后上西方净土白莲池过好日子，再加上佛教天台宗的各种戒律，已经慢慢在民间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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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只净土宗衍生的弥勒教，就是信奉弥勒佛，其实和白莲教、摩尼教差不多。白莲教在元初时候，就有教徒杜万一用五公符和推背图来号召大家起事。这其实和后来清朝出现的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太平天国，用基督教的拜上帝会发动反清斗争，走的是同样路子。

看中国共产党靠共产主义思想来改变中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重建中，如何思考宋明理学的弊病，重新寻找儒家原始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是未来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方面的仔细探讨，俺会在说文论武的文化篇里面展开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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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来源，就是源于中国传统儒家的文官体系。
明朝建立政权时，科举制取士在南宋灭亡之后已经中断大概100年了。元朝的仁宗在公元1313年恢复科举考试，但是得其名而不得其实。因此明朝建立，在某种情况下，肯定要满足宋朝因为活字印刷术普及，带来的教育普及和读书人增多的出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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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时，读书人受到压制，变成了臭老九，大家的精力用在了文化建设上，宋朝出现城市化，在产生的大城市中，小说和元曲之类的市民文化发展起来。明朝建立，就给了大家回到政治权力中心的一个好机会，1373年恢复科举制度，重新恢复政治由文人主导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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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本人出身贫寒，但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但是他对文臣的厚待，一方面仍然受到敌视屁民的一些文人的抵制——将朱元璋这个红巾军看成红寇。另一方面，又受到老大粗行伍出身的武将们的反对。

朱元璋曾向武将们解释，世乱用武，世治用文，不是俺偏爱读书人。就有武将说，你信得过这些酸臭书生吗？张士诚也厚待文人，你知道这些人怎么玩他吗？张士诚本名张九四，是漕运码头上扛盐袋子的搬运工出身，真正苦大仇深，大字不识一丁的主儿。后来参加红巾军起义发迹了，于是找文人们给起个名字，叫做士诚。朱元璋回答，这个名字不错啊。嘿嘿，武将们笑道，这个名字来源于《孟子》，叫做“士诚小人也”。你看看，这些文人是啥好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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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起名字比较讲究，认为名字会影响人的一生。因此不光是官宦富裕人家起名字非常讲究，要在《诗经》、《楚辞》、《左传》、《论语》等等古籍中找典故，就是大字不识的穷人，也要找村子里的私塾先生，来取个好名字。但是在元朝的时候，小屁民们是不给起名字的。可是大家总得有个叫法吧，于是一个方法，是按排行，比如朱元璋本来叫朱重八，前面堂兄弟们当然就是重一到重七了。朱重八的老爸叫朱五四，当然就有五一到五三，这三个伯父或者堂伯父。因此张九四的来历，也是差不多。

从这里可以看出，明朝初期读书人势力还比较弱小，靠的是草莽出身的武将们撑起局面，必须有一个过渡时间来完成这个转折。建文帝的新政，必然牵涉到这样一个权力转换带来的动荡。在这个时候匆忙削藩，显然时机上不是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