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说文论武》Tiger整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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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负责防守的南宋将领刘锜，实行的是全民抗战的路子，男子备战守，妇女砺刀剑。为了背水一战，制止宋军出名的逃跑习惯，他还学项羽，破釜沉舟，把船只凿沉，断了大家过淮河的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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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次战役的时间是在盛夏，金国的重铁甲骑兵在中午时分，酷热难熬，口干舌燥的时候，附近颍河水和城外的野草中间，又被南宋军民撒满毒药，导致金兵人马大批中毒而削弱了战斗。结果就是刘锜以区区不到2万的军队，以少胜多，和其他的著名抗金将领岳飞、韩世忠等一起，遏制住了金兵的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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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就是前面提到的海陵王南侵，也是以金兵大败而结束。
因此只要宋朝能够集全国的财力和人力，抵挡住金国和后来蒙元的短期凶猛的攻势，坚持打持久战，能够做到全面皆兵的话，应该不至于被外族灭亡。但是要做到全民皆兵，一个民族必须有坚定的民族主义意识。而从文天祥的情况来看，当时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的理念里，民族主义的意识并不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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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文天祥被俘之后，从元太祖忽必烈以降，都非常渴望可以把文天祥劝降。因此押送他去观看南宋灭亡的崖山之战，其实是一种心理战。
看到南宋军的惨败和王朝覆灭，文天祥当然是悲从中来，当时写了一首44句的七言古诗，以表达“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的绝望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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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长诗的开头四句，说道“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欣赵人怨。大风扬沙水不流，为楚者乐为汉愁”。可以看到文天祥类比蒙元和南宋之战，不是不同文化或者不同民族的争战，而是相当于战国的秦赵之战和楚汉之争。

在后面提到元军的时候，文天祥用的是“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可以看出并没有带有强烈的民族意味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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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简单地将文天祥对敌方的描述，和更早一点、没有受到朱熹理学影响的南宋将领岳飞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不同。在岳飞的眼里，金兵可不是北兵，而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蛮夷，其文化上的民族意识，显然要强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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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文天祥的人格完全符合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在南宋大厦将倾的时候，各地的地方势力和知识分子，要么考虑如何在蒙元新朝里谋个一官半职，要么考虑如何在地方上明哲保身，只有文天祥响应谢太后的勤王诏书，在20万元军的锋芒之下，召集了万人的乌合之众，试图抵挡蒙古铁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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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劝他，你还是洗洗睡吧，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回答道，“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几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义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社稷可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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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文天祥的高尚人格中，有传统儒家“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有孔子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责任心，也有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性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实在是俺们今天的为政者和读书人，应该学习的楷模。

元世祖忽必烈多次劝降不果，甚至许诺中书省宰相的官位，都没有改变文天祥的信念。最后忽必烈见文天祥，问他有什么愿望，文天祥回答，一死而已。于是从容就义于北京的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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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当时劝文天祥投降的不光是元世祖忽必烈，还包括投降的南宋恭帝赵显和其他南宋大臣。而当文天祥的弟弟文璧镇守惠州（今广东惠州），因为看到元军锋芒锐不可挡，南宋朝廷回天无力的情况下，为让当地人民逃避刀兵之祸，献城以降。对此文天祥不但没有愤怒，反而非常欣慰，因为古来忠孝不可两全，他选择了尽忠，而他的弟弟就应该尽孝，来保持文家香火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