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说文论武》Tiger整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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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曹刿听到鲁国有难，就自己站出来为国分忧了。这个时候国和族群的概念，还没有太清晰的形成，因此如何在思想上和文化上，应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如何有效的管理各自封国的内部事务，就引发了各派思想家，从孔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等等，用不同的理论应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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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分崩离析的阶段，政治权力从周天子滑落到诸侯贵族的手上，是春秋时代的主要标志。而权力进一步从诸侯滑落到卿和士大夫手上，是战国时代的事情。这个变化，就是从高贵血统独占权力，慢慢到一般血统的分权。到了汉朝建立的时候，就落入寻常百姓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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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汉朝初期的政治官僚，要么是战场上的功臣分封的公侯们，比如说萧何、周勃和陈平之类，要么就是功臣之后的周亚夫之类。直到汉武帝上台，用董仲舒“独尊儒术”的理念，采取举孝廉和贤良人才的选拔制度，算是真正开辟了布衣丞相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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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变化不是很彻底，更多的是靠地方势力和豪强的参与，但显然国家政治的参与度要高了许多。在察举制度下，对官员本籍任职的限制，对不同地区的名额分配，都使国家认同感大幅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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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全面的科举制度是隋唐之后才开始成熟的，但这种国家认同感大致是在汉武帝的统治期间完成，导致了族群认同从含糊的华夏族，而一变为清晰而简单的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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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汉武帝时期，发展起来的全国性商业和市场网络，长安开办太学在文化上培养儒生群体，在文化上做的整合工作（包括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司马迁的《史记》），以及渐露雏形的各种民间宗教，到东汉形成规模的道教和佛教传播，都为全民的身份认同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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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整合，基本上完成了全民族的身份认同。但是伴随着汉族在西域、岭南、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扩张，在族群身份认同上，你必须留下让人家外来者加入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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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家天下的原因，爱国和忠君成为一体，因此地方普通人民的族群意识，和全国范围儒生精英阶层的族群意识，存在着某种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地方普通人民那里，国家族群的认同，有时候会被地方族群和宗族认同超越，尤其是发生不同地区族群经济利益冲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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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冲突通常发生在战乱期间，人民进行大规模跨地区移民的时候，新来的“客家“人群，对早先的“主家”人群造成资源竞争的压力。不过这种冲突，在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不同地区族群的融合，从而使整个民族认同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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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但儒家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显然对自身的地区特殊性不会强调，而更会着重这个阶层的一致性和统一性。而且这个阶层的理想政治和文化主张，自然与他们推行的政治和文化实践有一定的偏差。因此俺虽然同意古代的儒家思想比较缺乏民族主义意识，但不能简单地得出他们完全信奉文化主义的结论。而且这些知识分子阶层的价值取向，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