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说文论武》Tiger整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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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俺一直认为，中国的主权在民，应该不是集中精力在“官威”，即官员产生上的民意体现，而是应该在“吏治”，即官员行使政治权力上的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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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特殊，体制也是世界上的唯一。直到今天，大部分海外的中国学家们（就是Chinese Scholar，以前被错误地翻译成汉学家，又绕回俺说的把中国人有意狭义到汉人）仍然持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化国家（Civilization-State），而不是西方那些民族国家（Nation-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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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中国实现主权在民，要走的还应该是群众路线这条唯一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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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文明的一个优点是其文化主义，以及因此出现的文官制度。但是这个优点推行到了极致，却造成了另外两个文化要素的衰弱。一个就是重商主义，一直没有得到政治体系和其代表的文官精英阶层的重视。另一个就是尚武精神，在唐朝之后，逐渐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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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成果，就是重商主义的出现。而出于对自己国家和民族救亡图存而兴起的民族主义，也为重新找回汉唐传统的尚武精神，起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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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化主义、重商主义和尚武精神这三大要素，在理性不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凝聚力下，有效地融合，就是中国强盛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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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何吸取西方资本控制政治权力的经验教训，在重商的同时，保证不要在西方选举民主体制下，把民主政治变成钱主政治，保证国家对资本权力的制约，是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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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选择当然是一个困难的历程。希望通过“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和资本控制全球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竞争，而确定中国作为世界性有影响力的大国的地位，自然会遭到西方资本控制的西方媒体和相当数量的中国媒体的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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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更潜在的危险，则在于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员们，在制约资本权力的同时，握权自重，公权私用，以公肥私，骄横跋扈，将西方式样的资本主导、官员跟随的官商勾结方式，变成中国式样的官员话事、资本捧场的官商勾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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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权在民和群众路线，就是要保证普通草民，对这些官员的监督。这就是俺一直提倡的“严吏治”的深刻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