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资本主义：中国的出路

youfangseng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2008-12-19

如前文所述，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主流，是国家资本主义及伴生的特权资本主义，其它形态的本土经济活动都是在它们的夹缝中讨饭吃。在说明这样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时，我得先列举几个他人常年研究的发现。

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中国的社会流动在近20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什么样的人能够有更多机会达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什么样的人缺乏这些机会？

据他们的经验研究，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源，在社会里分布的较广泛，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这样，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是，他们的研究发现，1990年代初之后，中国的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那些既无权也无钱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翻身的机会太稀少了。

第二方面的研究，是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做的。他们研究的是中国金融体系和各级政府对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在财政金融上的支持。他们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个过去30年中重要的变化：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这种趋势从1990年代初以后急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

他们强烈建议，反思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不能把30年当作一个整体。因为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在1990年代初。

第三种研究是耶鲁大学商学院教授陈志武等作的，他们分析中国每年GDP的增长，到底由哪些人分享成果？结果发现，这块巨大蛋糕被分成的三大块，第一是最大的一块，被政府拿走了，即财政税收；第二块较小的，被城镇居民拿走了；第三也是最小的一块，则是被农村居民拿走了。在1978年，中国的财政税收相当于当年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后来的十多年里，即从1978年到1990年代前期，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特别是非国有经济增长迅速，使得中国政府从全部财富中拿走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相对处于下降趋势——尽管总量在上升。这说明当时的中国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到了1994-1995 年，中国政府的财税规模相对最小。

然而，一切在1990年代中期的财税体制改革后，发生了巨变。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税已经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29 年前增加了四千万人口的规模。这个数字还不显眼，更显眼的，则是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之多。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1.2 倍——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youfangseng

上述三个例子，尽管研究领域不同，但相互印证并大致吻合。

所以，中国的国富民穷，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它所反映的模式，则是中国过去的GDP增长，主要是两个轮子拉动——政府投资和出口占了大头，国内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愈益弱化。

回到原来的话题。过去30年里，中国早期推动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在邓小平式的资本主义——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鼓励之下，一些无权势的人开始发财。但1990年后，先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属于权力阶层及其亲友。以权力来交换市场机会、以特权获取财富等等——特权资本主义的趋势越来越突出。

正如我说明的，特权资本主义是官僚资本主义的退化形式，国家资本主义则是它的高级形式。过去20年里，中国的特权资本主义趋势增强，与国家资本主义趋势增强，是同一过程的两面。这种发展模式的跛腿病，就是中国经济的两个前轮——政府支出和出口——越来越大，而居民消费的后轮越来越小。

在我看来，"内需不足"是个模糊说法，常被中国官员拿来误导公众。今天中国应该强调的，不应该是一般性的"拉动内需"，必须从更深层次去解构这个神话。准确地说，中国的要害是"民需"不足；抑制"官需"、提升"民需"才是结构调整的关键。

每次谈到刺激经济的时候，很多中国官员总是说，好，我们加大内需。只要看看那些"加大内需"的细节，绝大多数是政府投资，拉动的还是“官需”，而非 “民需”。所以，海内外众多分析家反复说一个基本道理：在全球经济体中，GDP中居民消费所占的比例，中国是最低的，只有35-37%，并且持续下滑。即使如印度这样比中国还穷的国家，居民消费所占比例也达到60%左右，更不用提发达国家了。所以，中国的内需不足，严格地说是“民需”不足。

本次经济危机冲击之下，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大车轮——出口，越来越弱化。根据FT上中国国家发改委官员的文章，北京的40000亿投入中，真正加强社会福利的部分，只有3000多亿，不到10%。就是再加上7千亿的农村投入，也只有25%。所以，这一次中国的大规模刺激方案，依旧是拉动“官需”。难怪网上有笑话说，40000亿又是拿来建“万里长城”和“阿房宫”。

中国要真正从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从带有慢性病症状的增长模式走出来，就必须让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重大转型，从"少数人先富起来"，转向大众资本主义——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发财的机会、从而有递增的民间消费能力，这才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轮子。

走向大众资本主义，我们应该回顾中国改革初期，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时，在万里、习仲勋等人的协助下，那时首要的考虑，是广大民众脱贫进而致富的政策。当时那么做虽然受条件的制约，但基本目标是明确的。可是从1990年后，中国的"民富"目标越来越边缘化。目前的冲击，只不过是把中国1990年以后三点一面的"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的模式，即国家资本主义及其伴生的特权资本主义的风险，暴露出来。

中国走向大众资本主义，必须增加资源和机会的公平分布，包括创业的、职场里升迁的、在全国各地流动和发财的等等。在各行各业里创业和发展的资源及条件，应该大量开放给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垄断在政府手里、然后大量暗中输送到权势者亲友的手里。

中国要转向大众资本主义，就得在金融体制和政策上做根本改变，不能将普通民众存在国有垄断银行里的钱，没完没了的注入大型国有垄断企业，而对私营企业又压又打。现在已有让中国沿海的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的做法，应尽早让它们完全合法化，与国有银行平等竞争。此外，中国还必须在反垄断上多做实事，不能让垄断性的国有企业从民间吸血太多。

同时，中国政府应在人力资本方面扶持弱势群体。很多国家在作经济调整时，政府都要大量投入，对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从夕阳产业转向朝阳产业的人，进行财政税收上的支持，以降低职业（再）训练和正规教育的个人成本。

中国的服务业太小，已是喊了多年的老问题。中国服务业中，民间经营的大多是低端的，如餐馆、洗脚店等。涉及科技、文化、高级服务行业的部分，政府控制太严。这一块不放开，中国就很难出现大量高附加值的、创新的、提供高学历者就业机会的新型第三产业。中国应降低法律、教育、文化、艺术、传媒、卫生等行业的私营企业准入门槛。

只有通过综合性的对内开放，中国才能转变到大众资本主义，让更多中国的普通公民，无论是来自乡村还是城市的，获得更多的创业机会，找到更多提升自己人力资本的机会，推出更多新型企业的机会。这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是走出困境的明智之途。如果把拉动内需仍然集中在拉动官需，中国的增长模式将难以持续。要实现从拉动官需向拉动民需的转变，就必须让中国普通公民能有更多的创业、发财、控制财富的机会，从"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的不平衡走出来，迈向"民富国强"的公平的可持续发展。

春天百合

原帖由 youfangseng 於 2009-2-27 08:20 AM 發表
上述三个例子，尽管研究领域不同，但相互印证并大致吻合。

所以，中国的国富民穷，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它所反映的模式，则是中国 ...

WRZDZF

好帖

春天百合

原帖由 WRZDZF 於 2009-2-28 11:22 AM 發表
好帖

youfangseng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2008-10-17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领域里最重要的进步就是逐步的制度化。它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最高政治权力的交接越来越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进行，有一个大概的时间表。这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越来越肯定地知道，大概到哪一年，在开什么样的大会时，什么样的领导位子将会传给谁。

这种制度化虽然不是民主化，其历史意义却不能小看：这样的制度化不仅是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的体制下，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上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状况就是：皇帝不能退休，因为皇帝是天子。他要么是在位子上一直坐到死，要么被人推翻、改朝换代。

从1990年代末以来，正因为有了最高权力交接的制度化，以及与此相关的重要会议的定期化（这也是制度化的一部分），就使得在中国社会里面，每逢新一届高层领导接班前后，或有什么重要的会议召开之前，公众就会有很多的期待。期待什么呢？期待有什么重要措施出来，期待即将出来的政策更加附合他们的利益；一句话，民众期待着“大动作”出台、改革开放政策有“大的突破”。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已成为一种不断重复的期待。可惜，与这个不断重复的期待对应的，就是不断的失望。过去这些年来，每当高层有人事变动，中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言；等到权力的转移完成、新领导班子接任，或重要的会议结束了，大部分时候中国民众的大多数又相当失望。

这种现象折射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中国的民众对于每届新领导的政策创新的期望，大部分时候都太高，对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的出台都期待过高。期待过高的原因，是它们建立在一个根本的忽视上，即忽视了在改革开放的30年进程中，中国的政治和行政系统里面，已逐步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一开始时，力量还不够大，对整个的改革开发大局势还看得不很清楚，但是时间长了，他们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如今，他们已经能非常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时候、在哪个部位上做什么和怎么做、讲什么和如何讲，才能使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相对最大化。

我仍记得15年前，我一位在体制内做事的朋友说的一番话。我出国留学后第一次回国，聊天时这位朋友讲：“你出国快10年了，回来以后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可能要换一副眼镜了。你出国时，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大的争论多是和意识形态相关，现在不同了，大家越来越搞清楚自己的实际利益在哪儿，所以现在的矛盾都是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在搏斗，意识形态问题变得很次要。”

这句话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一个非常清醒的明白人的观点。当然，现在有这种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但在1993年秋就有这样的看法，确实是判断准确。

我的这位朋友当年的判断是站在体制内经验的立场上获得的，如果我们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会有更深刻的启发。我在读博士时读过的书里，有几十本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其中一本，是美国马里兰大学讲座教授奥尔森（Mancur Olson）的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国家的兴起和衰落》，1982年出版。他这里用的“国家”不是state（国家政权），而是 nation，表达最符合我们中国人定义的国家，既包括政权，也包括人民。这本书出版两年后即获得美国政治学会的大奖，也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和书评，其中就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和以“寻租理论”而出名的经济学家 G.Tullock 。

这本书的要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会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