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说文论武》Tiger整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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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从《吕氏乡约》，到清朝的朴学派，一直到民国的儒家梁漱溟，可谓是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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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任何以土地地权细分，重视个人和家庭的小农经济，最后都会走向贫富差距变大，无力维系集体经济，导致农田、水利、农村基本建设，比如说道路、电力等等公共服务品维护上面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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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是在这种内部分子竞争中占有优势的农民，或者说富农们，在货币经济的市场大潮之下，也同样是弱势群体，更不要说那些不占优势，成为弱势中的弱势的贫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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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现代历史上来看，我们其实是经历了两次土地改革。第一次是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将少量地主拥有的大量土地分给了无地的雇农，算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第二次就是小岗村发起的分地运动，展开了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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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的土地改革运动之后，短短几年，农村经济很快就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于是以农民自己发起，政府积极支持的互助组和合作社，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后来这种合作社，通过初级社和高级社的演进，最后就出现了人民公社这个非常特别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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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描述过的，在家庭组成的共同体内部，必然存在着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张力。而在小共同体组成的中共同体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张力。人民公社，就是后来的乡镇这个级别，和生产大队，就是现在的行政村，和生产小队，就是现在的自然村，这样三个层次之间，自然有着内部的各层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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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人民公社，因为没有顾及到自己内部的小圈子和中圈子的张力，就受到了不少挫折，最后在1962年的时候，回到了以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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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民公社最后运作失败，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虽然照顾到了农民需要有一些自留地这样的个人和家庭利益的需求，但是整个结构的基调，是一大二公。而最关键的是，当时人民公社的建立，是为了依赖农村的贡献，来支持中国的工业化。那么这种对农村的索取，自然就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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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农民的生活长时间得不到改进，这也是导致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的一个主要原因。而首先进行这个分集体行为的村庄，出现在淮河大地，也正是中国历史上宗族体制重建，北方不如南方的一个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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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今天中国在农村组织建设上，其实指明的一条路子，就是回归人民公社的建制。当然为了避免很多人心脏加速太快，我们就改个名字，叫做农民自治协会好了。这样的话，得罪的人就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