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说文论武》Tiger整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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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人民公社制度后来被迫放弃，主要问题不在于其组织形式，而是在于其功能。因为中国的工业化需要农村经济输血，所以公社的职能，主要是配合国家政策，是国家简化和几亿农民打交道的手段。这样一边倒的组织，自然在照顾农民自身利益上有很大亏欠，极大的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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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幅发展，大的环境变化了，不光不需要再从农村抽血，还可以将城市和工业的资金和技术，反哺农村的经济发展，而将小农经济提升到现代农业技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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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人民公社，是集政治、经济和文化为一体的组织，而今天就只应该保留经济和文化功能，让其成为保护农民权益、推广农业技术、便利农民融资、提供公共服务的农民自治组织。同时要思考如何让农民可以享受到，农地转非农地应用带来的土地溢价，如何让农民离土不离乡，从事各种副业、工商业提高收入，从而最终消除中国的城市、农村经济二元化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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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主要的落脚处，是在于乡镇这个级别，其与以前的公社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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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整个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伴随着农民大规模进城而成为城市居民，决定了农村发展的大趋势。这样的话，对农业土地的利用，才可以从精耕细作的小农形式，发展到依赖资金和技术的现代农业公司的经营方式。只有在这种方式下，从事农业的人口，才不会仅仅限制在利润最薄的初级农产品的生产上，而是走入利润更丰厚的农业加工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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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农村人口的转移，走的是两种不同的道路。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农民从农村向小城镇转移，通过小城镇的发展，再集中到大城市和城市圈里面，而达到减少农业人口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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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人口规模比较大，和中国可比性比较明显的国家，比如印度和巴西，都是靠农村人口进入大城市，从而把这些大城市变成超级城市的道路。比如说巴西的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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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进城的流动，有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就是户籍制度的限制。很多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的城市，容纳了大量的农民工，但却不愿意让这些为其经济发展做出极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成为其永久定居居民的一部分。这种只想趁人家年轻的时候榨干能量，然后老了就滚回去的做法，非常不人道，也对中国的城市化增加了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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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这些城市放开进人，恐怕也会因为财政压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导致贫民窟大幅出现，这也不是一件好事。如何找到一个折中的法子，倒是值得大家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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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农民工的流动来看，如果把中国分成西部、中部和东部三大块的话，那么一个主要的趋势，是从中部的省份，向东部迁移为主，向西部迁移为辅。